p; 余切回过头，在黑板上画燕大的校徽，他格外的庄重和肃穆，但丝毫不紧张，使得在场人忽然感到有一些没听过的说法，要被他讲出来。
《朝日新闻》的松永此刻心潮澎湃！
他毕业于东京大学，作为校友来参加余切的文学分享。他是这场日本“余旋风”的缔造者之一，六年前，他派往中国，参观了沪市的微电子厂，然后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工人们“十个有九个人在生产线旁边玩”，消极怠工到了极度夸张的程度。
松永因此冷静的在自己回国的报道中判断道：“中国一定会改开，他们已经到了不改开不行的地步！”
作为东大的精英，他原以为余切这个作家，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传媒“旋风”，而现在忽然期待起来：他大概是真的吧！
他难道能是真的吗？
余切是会演讲的，鲁迅是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家，燕大同样是类比于东京大学的最高学府，除了这之外简直没有更好的例子。
“北”和“大”两个篆体字，叠在上面。
“两个篆体字，表示以人为本，这是大学本来的理念，其次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，这个标志像人在背负什么东西，鲁迅号召学生们要背负起责任……但最为直观的是，它看起来像‘三个人’。”
“三，在中国有‘众’的意思，三就是无数了，为什么三个人要围在一起？它代表团结，它代表的众志成城，但我们还不能直接从一个校徽，说中国的民族性是‘团结’，它太白了太牵强，而且具备字面上的主观含义，团结的目的是什么？谁能告诉我？”
“我需要一个中性的词汇，它不具备主观的含义，它描述一种状态。”
中哲会里面有许多懂得中国文化的专家，也许余切都能用中文来进行演讲。
立刻有这么一些答案出来：
池田温认为，目的是天下大同。
尾上兼英表示，目的是克服困难，打败强敌，说白了就是抗日。
蜂尾邦夫觉得，团结是结果，是规范和制度的结果。
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，在甲骨文里面，“团”是建造一个篱笆，把人围在里面，“结”是一群人去采集东西回来，他认为这是为共同的利益而行动。
他们都没有错，但余切给的答案和他们都不一样，余切说，“团结的背后是秩序。”
秩序？
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又好像不完全这样。
天下、礼仪、外敌、和规范……他们和秩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余切接下来又解释：“如果没有秩序，就再造秩序，如果秩序不好，就推翻了重新来，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并不是被动服从，而是有暴力性质的——我们把那些平定天下，并且使得社会最终恢复了秩序的人，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。我们的民族，歌颂这样的人。”
“请注意，这和日本并不一样，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，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，但在中国人的身上，它是尤其明显的。”
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：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些文字，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，并且写成了一排、一列，方方正正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。”
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，他们深耕多年，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。
除了子弹，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，五体投地。
但这几句话一出来，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。
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，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，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。
天下大同，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，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，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，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，但这些都还太遥远。
他们一开始的渴求，是“恢复秩序”，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。
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，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。
那么，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？
尾上兼英站起来，他问了这一个问题。并且，他微微弯下头向余切致意。
余切给出前置关键词：“物哀文化。”
日本人没有反对，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了。
日本人的民族性是“秩序”吗？他们战乱了数千年，近代才得以统一，这怎么会和“秩序”有关系。
“物哀这不是我来定义的，而是你们日本人自己这么说的，十八世纪之前，日本的研究学者发觉日本文学中的存在某种普遍特质，这种特质的文学巅峰也是你们日本人来创作的……”
余切扫向台下的人：“你们认为这个文学巅峰是什么？”
答案不约而同，是《源氏物语》。这本书里面的“物哀”不光是哀伤，而是“真情流露”，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所打动，称之为“哀”。
余切说：“尽管中国人也有‘物哀’的想法，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共情，但中国人更为积极主动，我们想要改造外部世界，从流传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来讲，我们多的是‘大禹治水’，‘愚公移山’、‘精卫填海’这些故事……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灵之间的互动和冲突，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灾难。”
日本的神话不光是灾难，也有对太阳的崇拜，祖先崇拜，政治特性——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，余切真要说一句，请反对天皇吧，他们伪造了你们的神话。
将他伪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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